電子報 第 63 期 > 中央研究院王汎森副院長演講「談談『歷史記憶』」紀實

中央研究院王汎森副院長演講「談談『歷史記憶』」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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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科書發展中心助理研究員 詹美華】

【圖/「教科書文本與和平教育之論述與實踐」研究計畫 專任助理 廖苑君」

由本院教科書發展中心與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合作的「教科書文本與和平教育之論述與實踐」研究計畫,在計畫主持人甄曉蘭教授規劃下,於413特別邀請中央研究院王汎森院士兼副院長,假師大教育學院3樓進行專題演講——「談談『歷史記憶』」,為該計畫今年度的讀書會活動掀起第一波高潮。演講活動由師大教育學院周愚文院長主持,許添明主任及多位校內外教授與會聆聽,還有一群關心歷史記憶議題的研究生、國高中教師,及本院同仁參與,與會者猶如受到「歷史」召喚般,期待王院士為他們揭開「記憶」之謎。

首先,王院士提到他早年為《當代》策劃的一個「歷史記憶」的專輯,可能是國內第一個這方面的專輯。他也指出,歷史記憶的研究論述,對傳統歷史研究的權威形成很大的挑戰。在法國及西方世界享有盛譽、對歷史記憶研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Pierre Nora認為,「記憶」是當今的現象,現在生活的一部份,具連續性,是共享的,而「歷史」是對過去的再現,目前已不存在,非連續性,距離的產物;「記憶」與「歷史」是互為因果、也互相對抗、敵消則我長。不過王院士認為,記憶與歷史之間,並不是那麼截然地你消我長,在許多時候互不相關,但有時是互相周流,是一種在虛虛實實的、因果之間一如不間斷的「旋渦」的關係。

王院士也介紹了Maurice Halbwachs對「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的研究,強調人們的記憶通常受社會架構的約束;每一種記憶都有其社會的關連性、社會的脈絡,強調某種記憶要靠相關的社會群體的支撐,才可能存在或延續。王院士認為,記憶與認同、行動及政治抉擇密不可分,社會的集體記憶也有可能被個人或一小撮人的努力所顛覆和翻轉。此外,法國的Renan也提醒我們遺忘(forgetting)的重要性,遺忘也是建構國族的要素;沒有失憶,則無法建構國族。可以說,遺忘的歷史性和記憶的歷史性,就如銅板的一體兩面。而Frederic C. Bartlett認為記憶一方面是痕跡的遺留(trace),另一方面則是有架構的基模(schema);歷史記憶需要有支撐的群體,因為記憶不是如流水的自然流動,而是如射出的箭,需要依附在群體,若記憶的箭沒有附著在群體,則落下,遭到遺忘。然而,一個社會如何記憶呢?Paul Cannerton指出,儀式、禮儀,及社會或個人身體的習慣(肢體記憶),都是保存記憶的方式。

最後,王院士提到「教科書」的出現是一件大事,對知識的組織及傳遞的方式與傳統相當不同。他說,現代歷史教科書對形塑人們的歷史記憶具有重大的影響,因為教科書的出現,尤其是北伐之後相對統一的歷史教科書,傳遞了較為一致的歷史知識,同時也消滅了各地人們道聽途說、想像式的歷史知識。歷史教科書逐漸瓜分了記憶的領土,如Pierre Nora所指,成為記憶「消」而歷史「長」的現象,而且往往一代人對過去的記憶有一個比較大的公約數。在我們的經驗中,政府統編教科書時代,即是明顯的例子。但受網路興起的影響,對教科書形成另一種抗衡力量,歷史教科書形塑人們歷史知識的將來影響目前還難說。無論如何,王院士認為,討論歷史記憶的問題時,應先從歷史資源的「稀少性」和「限制性」開始;然後問為什麼人們會開始發動記憶、召喚記憶,這些記憶資源如何形成一套政治語言,慢慢變成為政論中關鍵的部份,進而形塑政治?一如清末的召喚歷史記憶,讓漢族人民意識到受滿族帝王的統治,於是形成記憶的分裂,最後帶來帝國的分裂。事實上,人們的知識中常有潛伏著許多記憶,它像是亞里斯多德所說的”matter”,它不大起作用,並不表示它不存在或不能作用;一旦社會情境變化,人們召喚某些歷史記憶,賦予這些”matter”(素材)意義,使之情節化、脈絡化,成為現實的政治語言,就形成了亞里斯多德所謂的”form”了。

隨著王院士精闢而又幽默風趣的演說,讓人悠遊於歷史與記憶之間的奧妙關係而不已!這次的演講,對許多有志於歷史記憶或記憶相關的研究者,啟發了許多新的歷史思維和研究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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