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報 第 91 期 > 和平教育專題演講側記—學院史學、公眾歷史與集體記憶

和平教育專題演講側記—學院史學、公眾歷史與集體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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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隆志副教授主講「學院史學、公眾歷史與集體記憶:從三個臺灣史個案研究談起」

【文/教科書發展中心助理研究員 詹美華】

【圖/教科書發展中心 李涵鈺】

  承88期和平教育專題演講報導,本期將摘記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主任張隆志副教授主講「學院史學、公眾歷史與集體記憶:從三個臺灣史個案研究談起」,討論學院中臺灣史專業的研究成果,是否對學校的歷史教育、社會公眾歷史的傳播和接受等帶來幫助和影響。文末,也摘記當日會場上一些精彩的提問、交流與分享。

  張教授以三個個人的研究案例作為演講的貫串:〈1874年牡丹社事件與臺灣《番地》主權論爭〉一種外交史的探究、〈《臺灣統治志》(1905)與日本殖民論述〉一種文化史的文本論述,及〈鄭成功文化節與臺南地方集體記憶〉一種節慶的考察與記憶的書寫。透過研究實例的引述和大量圖像的介紹,張教授提出以下問題和論點:

  第一、有關研究方面。自1980年代解嚴以來的2530年間,學院中的臺灣史研究成果,是不是具有其特色、貢獻或限制,更重要的是,臺灣史研究與公共史學或歷史教育之間的連結為何?就這個問題而言,張教授認為未來歷史的研究、討論與書寫,若欲跳脫傳統歷史研究的藩籬,勢必需要將「歷史、認同與記憶」三者做連結與討論來進行臺灣史學的研究。

  第二、有關公共論述與公共場域方面。學院史學應如何公共化?如何扮演適切的公共化角色,增進公共意識的提升?就此而言,張教授認為,臺灣史在學院史學的新研究成果,不論是透過歷史教育、教科書書寫,或歷史課綱的討論,都希望能帶給大眾形成一種公共意識、乃至成為公共議題,以促進民主的深化和社會公共意識的提升。就某種層面而言,臺灣史歷史意識的公共化或許可以為現行政治認同、統獨紛爭等帶來正面討論的意義。

  第三、當代歷史知識,除生產之外,傳播和接受更為重要,而這三者(生產、傳播、接受)的關係是如何形成?如何被認識?張教授指出臺灣史的發展已經學院化、建制化,我們從幾個外部指標可以考察到,例如;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的建制,從1986(75)在張光直院士推動下開始籌畫「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1993(82)成立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到2004(93)71正式成立,成為國內研究臺灣史的重要機構。至今近三十年來的臺灣史研究,隨著新史料的發現、數位化,口述史、圖像、影音的運用,都擴大了史料的來源,更重要是對史料的重新定義。其次,臺灣史研究機構的建制化與研究人才的培育,都有明顯的增長。再次,新研究課題的開發,例如庶民史、原住民史、當代臺灣的開發等研究課題的提出。最後,臺灣史已成為跨國研究場域,在日本、歐美等地,都有臺灣史研究的學會或組織,對於臺灣史知識的生產、傳播和接受,都將帶來一定的影響力。

  在張教授精闢演講後帶動許多現職高中教師和與會者的提問,例如,相較於國民黨的統治,有論者認為日本對臺灣的殖民統治有其合理性與用心,但教科書不一定採取這樣的觀點,而若採取這樣觀點,該如何在教材中呈現?學院史學與公共歷史之間是如何區分,而歷史教育在這當中的位置為何?臺灣的歷史教科書幾乎是政治史為主,既不popular也不public,反觀英國歷史教科書書寫的豐富度,令人不禁質疑臺灣歷史教科書是誰的集體記憶?身為一位歷史教師,在遇到越是切身時代的歷史事件時(例如日前的太陽花學運,學生抗議服貿黑箱事件),我們的專業性似乎越是不見了也不受重視?而一直以來,臺灣史原置於中國史之下被討論,如今臺灣史單獨成冊在高一上授課,雖內容繁多但卻呈現固定框架,不知學院史學有否新的、足夠的臺灣史史料,可以反過來從臺灣史的角度出發,來看近代中國史與世界史,使臺灣史教科書的書寫有不同觀點的呈現?學院史學的豐富度相較於歷史教科書內容的「乾澀」,是否是因為史料和檔案(含圖檔)的取得,受制於資本商業主義和學術權威的隔絕,使得近用資料成為困難?

  面對林林總總的提問,張教授從四個面向回應。一、學院史學是一有門檻、講求專業技藝、知識的領域,其研究沒有以當代議題及一般讀者為對象;而公共歷史大抵以應用史學、歷史通俗化、趣味化,及人人都是書寫的主體為出發,由民眾來書寫來發聲。二、教科書往往是不同意識型態鬥爭的場域,但又擔負教育和傳播的功用。就殖民史觀而言,臺日韓三者地理距離近、共享漢字圈、日本屬後進的殖民帝國,故日本的殖民主義不同於歐美帝國與其殖民地之間的關係。至於國民黨與日本對臺灣的統治,這是一種縱向的殖民觀,需要更多的學界討論。要言之,「殖民」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課題,教科書要如何寫、教學要如何教,都有待學界關注。三、歷史素材本身(不論政治性、非政治性)並不是決定公共歷史的必要條件,而是傳播中如何呈現、敘述、說故事才是重點,換句話說,歷史公共化過程中,題材不是問題,而是實踐的方式和媒介的問題。四、我們不能以昨日的知識、教導今日的現象、為未來的問題做準備,所以一位歷史老師的角色,應該從權威、指導者,轉為陪伴、對話者。而如何從學院史學成為公共歷史的書寫者,不在於知識的深度與品質,而是「要問的問題不一樣」;一位公共歷史知識者應該關注到:對話如何可能、溝通有否必要。當今的臺灣史學界不應該只被視為在爭取發言權、傳播被壓抑的訊息、傳遞強烈的使命感而已,而應該著重在歷史知識的公共化、民主化,及如何有效地傳播給讀者,進行理性的溝通與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