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教科書豈止是一本「教科書」而已？－以色列中學歷史教科書爭議事件
| 詹美華
【文 / 教科書發展中心助理研究員 詹美華】【圖 / 紐約時報1999年8月14日頭版新聞載圖】
今(2012)年2月21日一篇有關正視我國中學史地課本的媒體投書，質疑現行教科書的書寫失去國家立國精神、模糊國家目標，及誤導國家認同，媒體刊登後如石投湖面，漣漪不斷，正反見解，紛至沓來，不禁令人喟嘆：歷史教科書爭議，往往不是一件「單純事件」，而且，中外皆然。
二次大戰後，1948年5月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完成猶太復國大業，惟於成立國家不到24小時，即與五個阿拉伯國家的軍隊爆發戰爭，以色列損失慘重，但打贏了。而為防衛國家安全，遂在建國第一年奉行「人民就是軍隊」（the people is the army）以為求存之道。隔年7月，根據停火線，以色列與每個接壤的阿拉伯國家分別簽訂了停戰協定。在經歷60年後的今日，雖然以阿衝突漸緩，但中東和平之路仍坎坷難行。以色列作為一個在個人、家庭、社會與國家之間界線模糊的動員國家（mobilized nation），其國內年輕一代雖已逐漸受西方文化與民主洗禮，但那些曾經是猶太移民先鋒者的道德思想與精神，仍被保留下來並影響以色列歷史教科書的書寫。
1999年以色列三本新通過教育部審定的九年級歷史教科書被納入學校課程，此事經由〈紐約時報〉教育編輯Ethan Bronner以一篇名為《以色列歷史教科書用事實取代神話》（Israel's history textbooks replace myths with facts）當頭版新聞（1999/8/14）報導，引爆了以色列國內軒然大波。這篇報導評論新歷史教科書中關於猶太復國運動主義（Zionism）、猶太人與阿拉伯世界的衝突，及以色列戰爭的一些看法。其報導內容在國際媒體造成轟動，引發如潮的評論與採訪，甚至後來這篇報導獲得SFCG非營利組織（Search for Common Ground，1982年設立，專門在協助世界九個區域的對立衝突）新聞調查類的國際獎項。
事實上，1990年代以來，以色列教育系統已明顯區分為兩種不同意識型態走向：一是世俗的（state-secular，追求多元和實用的教育，願意和巴勒斯坦共處，屬穩健派，受政治左派青睞），一是宗教的（state-religious，提倡大以色列思維，希望將領土從地中海延伸到約旦河，立場激進，受政治右派認同）。這種分離的意識型態，反映出不同於傳統猶太復國運動主義的對立觀點、價值和目標，也反映在以色列的歷史教學。
爭議事件中的這三本新歷史教科書，在以色列國內被斥為挑戰了猶太復國運動主義路線的正確性，和那些被人們深信是「以寡擊眾、以少抗多」的戰爭神話，引發社會、學界、官方對歷史教學的討論，後來並引起一方社會輿論要求拒買教科書，以捍衛傳統（正統）思想；另一方輿論認為拒買新歷史教科書是打擊民主的價值和思想的自由。2000年11月以色列國會的教育委員會一致決定延後其中一本教科書（書名：A World of Change）的選用，直到該書中大部分的「曲解」獲得修正。
這次輿論討論和事件結果，可歸因於短期的政治動機，但就長遠看來，反映出作為外來移民之國的以色列，建國第一個十年面臨著生存挑戰，社會因此發展出一套信仰、立場和情感來適應各種外來挑戰，鞏固其立國合法性，並透過教育系統來教導這些官方的、民族的敘事。其後，以色列雖歷經現代化國家的政經發展和社會變遷，但是，早期政治化教育的遺緒、戰爭與衝突的傷痕，仍深烙在整個社會文化中，而且除了猶太復國主義論述之外，更缺乏一套堅定的中心思想可做為現代全民共享的國家論述。因此，在對國家認同仍存有不安全感氛圍下，教育部門想要透過新歷史教科書書寫，強調批判性歷史思考，挑戰傳統國家記憶，甚至從「他者」（阿拉伯人）觀點出發書寫自己，這些歷史課程與教學改革的企圖，想同時處裡社會變革的過程和國家未來認同的問題，都不是一蹴可幾之事。
誠如Amos Hofman (2007)所說：在一般民主國家，歷史課程通常是主要政治論爭之因，也是其結果；然而在以色列，歷史課程卻不能成功地作為對立政治文化訴求者之間鴻溝的橋樑。反觀臺灣，我們的歷史課程也往往成為一種關於集體記憶空間的文化戰爭，這個空間是基本國家認同和社會未來意象發生的戰場。所以，歷史教科書豈止是一本「教科書」而已？──它暗示著我們共享的歷史敘事及國家未來認同的基礎。此次史地教科書爭議事件，真不是一件「單純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