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教育—歷史記憶第一次讀書會側記
| 廖苑君
【文、圖／「教科書文本與和平教育之論述與實踐」研究計畫專任助理 廖苑君】
本院和平教育研究計畫於3月8日進行今年度第一次讀書會。會中，計畫主持人甄曉蘭教授首先說明整個讀書會的研讀規劃；其次，從Anderson的《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一書延伸到Pierre Nora關於記憶與歷史的探討，會中大家對具有形塑歷史意義的「記憶所繫之處」（Les Lieux de Mémoire）一詞展開熱烈討論和意見交換；最後，藉由Eckhardt Fuchs的文章來瞭解當前歷史科與社會科教科書研究的趨勢，顯示關於記憶、集體記憶、文化記憶的研究，已逐漸在歷史、地理、社會等教科書研究形成一個重要的面向，而這也是本讀書會今年研讀的重點。
對於讀書會規劃的構想，甄教授提到，係因其個人於2006年撰寫關於臺灣95高中課綱的文章時，追溯歷史科課綱委員會成員的背景，多半受新史學史觀的影響甚深。而新史學觀點的討論在英國甚廣，是因為對於「Britishness」定義的意見分歧，例如：蘇格蘭的認同（Scottish identity）色彩強烈，政治上有獨立的國會、國旗、法律、教育體系等，其他如：威爾斯、北愛爾蘭等不同地區亦然。因此，英國在處理歷史教材時特別謹慎，並以政治以外的新觀點切入，從生活經驗、文化史來探討歷史，這也就是新史學、新文化史的觀點。
反觀臺灣，對於「Chineseness」、「Taiwaneseness」的爭論也有類似之處。歷史學者固有其對臺灣史、中國史、世界史等的史觀之爭，但瞭解歷史不一定非由政治史著手，其他觀點，如：庶民史（folk history），亦為歷史的一面向。然政治人物在談論教科書時，往往關心的是意識形態，即使著眼於史觀的探討，卻不免連結到意識形態之爭。另一方面，媒體常因新聞價值及商業考量而忽略歷史在教學現場的報導，而公聽會、師生訪談時，又多只關注於歷史教材的編寫與比例，至於教學層面（pedagogical）、教師關懷等甚少受到媒體注意。
本讀書會首先從《想像共同體》一書出發，探討新史學的論述，思考記憶與歷史之間的關係。大部分的我們並未經歷過去，但從傳承歷史的想像中（imagined）似乎親身經歷這些遙遠（distant）的事件，產生集體記憶、塑造民族認同；而民族的概念鑲嵌（embedded）在語言中，再透過印刷媒體傳遞。由此觀之，教科書顯然為教育歷程中的關鍵媒介，課程標準/綱要與教科書文字之隱含不同意義，各種意識形態、價值體系及欲塑造的概念都在語言的運用中，如：日據/日治、侵略/進出，是故教科書之編纂不可不慎。
接著，教科書發展中心何思瞇副研究員導讀〈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一文，指出記憶與歷史的糾結關係。「記憶所繫之處」是歷史，但記憶並不等同於歷史，是共同記憶形成歷史，例如：7月14日原為攻陷巴士底監獄的日子，並非法國革命開始之日，但卻定為法國國慶日，其他慶典、紀念日、建築物等有形的物體與無形的精神皆象徵法國精神，為法國人的共同記憶，為其記憶所繫之處。這也就是新文化史討論著重之處，不再侷限於官方文件（archives）與史料所構成的歷史。
最後，教科書發展中心詹美華助理研究員導讀〈Current Trends in History and Social Studies Textbook Research〉一文，聚焦六個面向的討論：（1）教科書修訂與教科書研究息息相關；（2）教科書與國家認同的建構仍是研究的焦點，但已逐漸受跨國理論、後殖民理論、全球史等影響；（3）研究取徑的多樣性，論述分析、圖像分析、教科書使用的實徵研究等；（4）教育媒介環境下的教科書角色和定位問題；（5）教科書與其所植基之社會脈絡的系統性研究；（6）教科書相關研究的理論與歷史等。綜言之，教科書反映了社會轉型的過程，是受政治、經濟、文化等影響而生的產品，在文化研究崛起之後，教科書研究文化取向日漸受到重視，結合記憶的議題，對歷史教科書的研究和書寫都帶來新的趨勢和可能的轉向。
欲進一步瞭解讀書會相關訊息與內容，請至http://tpestudygroup.naer.edu.tw/參閱。
＊4月13日（六）上午10時，特邀請中央研究院王汎森副院長，以「談談『歷史記憶』」為題，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3樓作專題演講，歡迎踴躍參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