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王汎森副院長演講「談談『歷史記憶』」紀實
| 詹美華
【文／教科書發展中心助理研究員 詹美華】
【圖／「教科書文本與和平教育之論述與實踐」研究計畫 專任助理 廖苑君」
由本院教科書發展中心與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合作的「教科書文本與和平教育之論述與實踐」研究計畫，在計畫主持人甄曉蘭教授規劃下，於4月13日特別邀請中央研究院王汎森院士兼副院長，假師大教育學院3樓進行專題演講——「談談『歷史記憶』」，為該計畫今年度的讀書會活動掀起第一波高潮。演講活動由師大教育學院周愚文院長主持，許添明主任及多位校內外教授與會聆聽，還有一群關心歷史記憶議題的研究生、國高中教師，及本院同仁參與，與會者猶如受到「歷史」召喚般，期待王院士為他們揭開「記憶」之謎。
首先，王院士提到他早年為《當代》策劃的一個「歷史記憶」的專輯，可能是國內第一個這方面的專輯。他也指出，歷史記憶的研究論述，對傳統歷史研究的權威形成很大的挑戰。在法國及西方世界享有盛譽、對歷史記憶研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Pierre Nora認為，「記憶」是當今的現象，現在生活的一部份，具連續性，是共享的，而「歷史」是對過去的再現，目前已不存在，非連續性，距離的產物；「記憶」與「歷史」是互為因果、也互相對抗、敵消則我長。不過王院士認為，記憶與歷史之間，並不是那麼截然地你消我長，在許多時候互不相關，但有時是互相周流，是一種在虛虛實實的、因果之間一如不間斷的「旋渦」的關係。
王院士也介紹了Maurice Halbwachs對「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的研究，強調人們的記憶通常受社會架構的約束；每一種記憶都有其社會的關連性、社會的脈絡，強調某種記憶要靠相關的社會群體的支撐，才可能存在或延續。王院士認為，記憶與認同、行動及政治抉擇密不可分，社會的集體記憶也有可能被個人或一小撮人的努力所顛覆和翻轉。此外，法國的Renan也提醒我們遺忘（forgetting）的重要性，遺忘也是建構國族的要素；沒有失憶，則無法建構國族。可以說，遺忘的歷史性和記憶的歷史性，就如銅板的一體兩面。而Frederic C. Bartlett認為記憶一方面是痕跡的遺留（trace），另一方面則是有架構的基模（schema）；歷史記憶需要有支撐的群體，因為記憶不是如流水的自然流動，而是如射出的箭，需要依附在群體，若記憶的箭沒有附著在群體，則落下，遭到遺忘。然而，一個社會如何記憶呢？Paul Cannerton指出，儀式、禮儀，及社會或個人身體的習慣（肢體記憶），都是保存記憶的方式。
最後，王院士提到「教科書」的出現是一件大事，對知識的組織及傳遞的方式與傳統相當不同。他說，現代歷史教科書對形塑人們的歷史記憶具有重大的影響，因為教科書的出現，尤其是北伐之後相對統一的歷史教科書，傳遞了較為一致的歷史知識，同時也消滅了各地人們道聽途說、想像式的歷史知識。歷史教科書逐漸瓜分了記憶的領土，如Pierre Nora所指，成為記憶「消」而歷史「長」的現象，而且往往一代人對過去的記憶有一個比較大的公約數。在我們的經驗中，政府統編教科書時代，即是明顯的例子。但受網路興起的影響，對教科書形成另一種抗衡力量，歷史教科書形塑人們歷史知識的將來影響目前還難說。無論如何，王院士認為，討論歷史記憶的問題時，應先從歷史資源的「稀少性」和「限制性」開始；然後問為什麼人們會開始發動記憶、召喚記憶，這些記憶資源如何形成一套政治語言，慢慢變成為政論中關鍵的部份，進而形塑政治？一如清末的召喚歷史記憶，讓漢族人民意識到受滿族帝王的統治，於是形成記憶的分裂，最後帶來帝國的分裂。事實上，人們的知識中常有潛伏著許多記憶，它像是亞里斯多德所說的”matter”，它不大起作用，並不表示它不存在或不能作用；一旦社會情境變化，人們召喚某些歷史記憶，賦予這些”matter”（素材）意義，使之情節化、脈絡化，成為現實的政治語言，就形成了亞里斯多德所謂的”form”了。
隨著王院士精闢而又幽默風趣的演說，讓人悠遊於歷史與記憶之間的奧妙關係而不已！這次的演講，對許多有志於歷史記憶或記憶相關的研究者，啟發了許多新的歷史思維和研究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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