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即一種社會記憶—中國國族的「東亞病夫」想像與臺灣電影中的日本想像
| 詹美華
【文、圖／教科書發展中心助理研究員 詹美華】
本院「教科書文本與和平教育之論述與實踐」研究計畫，為增益研究夥伴對歷史記憶與殖民主義的相關理解，於3月18日邀請政大歷史系楊瑞松副教授及臺大外文系廖咸浩教授，分別以「想像民族恥辱─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東亞病夫』」、「未完成的現代化？─臺灣電影中的日本想像」為題，進行了兩場發人深思的專題演講，帶領與會者認識和思考：「東亞病夫」一詞作為受害者敘事(victimization narrative)，如何在中國成為集體的歷史記憶、國族符號與身體恥辱，而這種國族想像的論述是如何形塑而來的；另方面，在臺灣的電影中，仍不難發現對日本殖民歷史的浪漫想像，而透露出一種對日本愛恨情結的鏡像（註1） ( Mirror Stage)以追求自我的認同。
楊教授指出，不論是1970年代李小龍以功夫為題的動作電影，或2008年北京主辦世界奧林匹克運動會，在坊間出版「百年中華奧運夢─中國人不是『東亞病夫』」一書，對中國百年奥運之路進行全面的梳理等，都訴求除去「東亞病夫」這個負面形象加諸國家民族的恥辱；從一種孱弱身體的標籤，轉而成為一種集體受害受辱的情結、一種來自西方加諸中國的民族精神侮辱。而Heinrich更以「現代中國人的原罪」來形容「東亞病夫」在近代中國人集體認同意識上所佔的地位。然而翻開西方歷史，「病夫」(Sick Man)一詞原為政治評論中描述一個國家或政府之改革無方、欲振乏力的窘境。1895年，甲午戰爭清廷敗於日本，西方政論遂開始援引原本用於形容鄂圖曼帝國的「病夫」一詞，來形容清廷分崩離析、欲振乏力的困境。但「病夫」這個國際政治語彙（註2），在中國境內則產生轉形與變化發展，從清末民初倡導自省改革的「病夫」論述，隨著民族主義的高漲，視「病夫」為外侮的象徵、為西方這個「他者」對東方中國的惡質想像，加以後來西方輸入鴉片的殘害，由此「中國是東方之病夫」乃轉形發展到「中國是東方病夫之國」；從「病夫」到「病國」，一種想像的身體、想像的恥辱、想像的國族記憶，於焉形成。
相較於西方蔑稱中國為「東亞病夫」的集體記憶與心靈創傷，臺灣則因甲午戰爭割讓給日本而有被殖民、情感糾結的歷史記憶。廖教授指出，賣座電影「海角七號」實則陳述了美「日」反「臺北」（暗喻反中）的內容，部分論者認為電影的高票房原因來自其「非政治傾向」擄獲了許多年輕觀眾的口味，然而，電影其實清楚地是臺日中三角關係的隱喻。臺灣在脫離殖民統治60餘年後的今日，透過電影文化「象徵系統」的意義建構，仍有一股美化日本殖民統治的想像（不只在基礎建設，也包括日本造成的傷害），甚至在情節的安排上，肯定日本的引導（如電影裡中孝介飾演的日籍教師角色）可以再次成為臺灣成長的導師；臺灣人的主體性，透過電影的隱喻，仍須依賴日本的協助（如男主角阿嘉，從中孝介的演奏中，讓他體悟自己歌唱的盲點而「找到自己的聲音」）；電影主題曲〈國境之南〉，好聽之餘，令人深思是「誰」的國境？這當中隱微一種殖民視角的再確立；而電影中鋪陳的愛情，則是臺日身份形成的隱喻。廖教授也指出，這些美化日本的現象，不能單以殖民經驗來理解，也不能單以左翼角度來解釋，在東亞現代化歷史進程裡，對某些臺灣人而言，日本已成為現代化的典範、先行者的角色，甚至取代中國，成為整個東亞的新導師。對於浪漫化日本的深層原因，恐怕是泛中國對日本的一種愛恨情結。
Peter Burke指出，歷史即社會記憶，強調的是「誰」想要「什麼人」去記憶/忘記些什麼，為什麼？(who wants whom to remember/forget what, and why?) 這當中，除了「誰在記憶」「記憶什麼」「為什麼記憶」之外，我們還要問「怎麼記憶、記憶是如何形塑」。不論是「東亞病夫」的國族記憶、臺灣的殖民記憶，記憶論述的形塑需要透過群體、借助傳統、經歷社會化或教化、以他者為鑑、進行記憶爭戰之後始有所得，套用Clifford Geertz的話，較少受之於共識的完美、較多受之於爭辯的提煉。而最終記憶的本質，可以說，既是一套社會依附系統，也是一套社會控制系統。
【註解】
註1.可參考拉岡的鏡像理論 http://english.fju.edu.tw/lctd/List/TheoristsIntro.asp?T_ID=46
註2.楊教授指出，1896年11月30日《字林西報》將中國、土耳其、波斯和摩洛哥王並列為當時天下四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