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小國語科口述歷史案例分析──以王鼎鈞先生為例
| 李素君
【文／教科書發展中心助理研究員 李素君】
國小國語科的教學目標，向來包括三大層面：語言層次目標（指基本的認字、識詞、造句）、文學層次目標（指注意文章或說話的表達技巧）、文化層次目標（指建立人生觀與價值觀）(陳正治，2008)。尤其在解嚴前，更肩負「延續民族文化」、「加強民族團結」等文以載道的政治性教育目的。為了解當身兼作家身分的編輯者進入編輯委員會後，除配合課程標準總目標的規定撰寫教材之外，在「語文工具論」與「文以載道」間如何拿捏?由集體會議共決方式撰寫出版之教科書，與其心中所存有之教科書圖像，是否有所差距?其欲透過教材傳達之國語文知識論又是如何?本院教科書發展中心於103年10月30日，邀請臺北市立大學馮永敏教授，以王鼎鈞先生之訪談為例，講述國小國語科隱含的知識論與課程觀。
王鼎鈞先生參與的57年課程標準年代(教科書出版時間:民國57~63年)，此時期國民教育雖由六年延長為九年，但國民教育的內涵仍由政府主導(蔡佩娥，2008)。
馮教授指出，57年課程標準在小學高年級部分，強調在語境中指導兒童精讀課文內容、隨機提示基本句式的練習應用，以增進表情達意的能力、培養寫作技巧和欣賞能力。因此，作家參與編寫有其實質上的需求性。由於當時的社會氛圍與時代潮流皆蘊含強烈的國家意識，王鼎鈞先生編輯語文教材時，除須配合課程標準外，尚須面對意識形態的壓力。
另據王鼎鈞先生的筆述資料，早期的語文教育有「左」、「右」二派，「左」者，傾向社會主義，後來發展成仇富；「右」者，傾向國家主義，後來發展成專制獨裁，皆失去中道，因此，有「後來各退一步之說」。而在後續教材的發展中，黨義、公民、語文教材等都退後一步，接近中線，稱之為「國民基本教育」。而王先生對語文教學、語文知識的概念，由早期二派分歧的「工具論」與「公民訓練說」來看，較傾向「工具論」的立場，認為文化思想和道德修養的灌輸，任何科目的教學皆可達致目標；唯有操練語文工具，是國語文課程的專有特色，應該集中發揮。
王先生認為課文之間要有內在結構，透過單元後之「練習」，可以了解王先生撰寫教材時的語文課程觀，乃是依據單元核心主題來貫串每篇課文，因此，「練習」的討論題目除緊扣高年級賞析的目標，提問文章表現技法外，亦著重文體知識與寫作重點。同時，透過「學習指導」，扣緊高年級閱讀之後的欣賞表現技巧，會提示學生該單元內課文的表現手法。
由於王鼎鈞是國小國語科目前可以訪問到年代最早且碩果僅存的受訪者，國小國語研究團隊認為以追本溯源方式訪談王鼎鈞之結果，發現對後續國語文教科書制度有漸進改變且長遠影響者，計有以下四項：
1. 編輯教科書會考慮上級意見或社會接受度，雖然每一階段的主筆者雖皆有自己的想法，但都突破不了課程標準與識字量的要求。
2. 在撰寫教材上，篇幅、字數的限制有相當時間的影響，尤其是識字量大大地影響到課程的語文觀點。
3. 每一次課程修訂後的新編教材，皆會考慮以前一課程教材為基礎，做局部改寫。
4. 57年版與64年版教科書的編寫，在低、中、高年級地課文與課後練習均是同一人寫；但教學指引則由不同人撰寫，且教科書與教學指引間沒有聯繫，此情況直到民國78年進行教材適切合理化的改編之後，才有較大突破。
為更能釐清國小國語科知識論的脈絡與課程觀的演變，與談人周淑卿教授也提供國小國語研究團隊適合補訪的問題。
口述歷史的個人案例分析，只能顯示該受訪者撰寫教材時的當時處境以及他對課程標準及其他注意細節的回應，無法推論至每一位受訪者的回應與表現，因此，在研究結果的處理上，須特別謹慎。尤其是當教材分由多人撰寫時，多種觀點協商之後所呈現的教材，某種程度上必會與個別編者的觀點有所差異，而我們的處理上也只是拿教科書文本與受訪者口述做比對，找出其中的差異。不同的人必有不同的看法，也許是矛盾，也許是互補，但最終都僅能由呈現出來的教材做最後論定。
參考文獻：
陳正治（2008）。國語文教材教法。臺北市：五南圖書公司。
蔡佩娥（2008）。由國中小教科書看戒嚴時期臺灣之國族建構－以國語文科和社會類科為分析中心。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臺北市，未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