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美珍
教科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朱美珍
教科書是承載學校課程內容的主要載體，教科書要選擇什麼樣的知識，是課程研究的重要課題。新馬克斯主義學者認為課程研究是一系列權力鬥爭、中介與協商的過程，他們著眼於探究選擇「誰」的知識最有價值。但這種課程的權力／知識關係，到1990年代，深受後結構、後現代主義教育思潮的影響，學者們轉而關注到「知識」本身的課題，即「如何使最有價值知識變為可能」：他們認為知識是一種社會、歷史的實踐，也是權力關係的效應；權力生產知識，知識建構主體；當權力關係改變時，知識也一直被建構，知識是在特定的社會、歷史脈絡中發生，而課程理念的產生就是一種社會建構或政治烙印。由此視角來檢視解嚴後1994年課程國中公民與道德教科書的課程發展，似乎對教科書如何選擇知識來建構其課程觀，可以提供一份理解。
戒嚴時期，在強人威權統治下，公民課程的目標主要是倡導以三民主義為本的大中國思維，灌輸民族精神、愛國教育、四維八德、中華文化等公民知識及公民意識，期能培養學生成為一位「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有為有守的現代公民」。解嚴後，隨著國內政治民主化、社會多元化，臺灣主體論述無形解構了大中國思維，公民課程的目標、科目、節數，甚至教科書內容選材、組織等，都因權力結構關係的改變而產生鬆動。教科書的課程發展不再是直線進步地發展，而呈現斷裂的、拼貼的，從1994年課程國中公民與道德教科書的課程發展就有以下發現：
第一，雖然國中公民科在1990年代國內一群課程學者力促「社會合科」的統整課程下破局，而使「社會分科」獲得重生；卻又因李登輝總統力主「立足臺灣，胸懷大陸，放眼世界」的國家政策，新設國中「認識臺灣」課程，使得公民科的教學時數由原本三年縮減為兩年、教材內容也被減量。
第二，教科書依據課程標準編輯而成，本為一項鐵律。但1990年代適逢國內教育改革及課程思維產生結構的改變，中央權力鬆動，社會瀰漫一股本土化、在地深根的改革風潮，教科書依據課程標準編輯的「鐵律」也為之鬆動。當時國中公民科教科書編審委員會獲得國立編譯館同意與支持，在課程目標與精神不變原則下，進行教科書研究，改造原本課程標準對公民課程之規劃，包括有：
一、編輯理念的轉變：教科書編輯理念不再是遵奉國父遺教、先總統 蔣公言論，及中華儒家文化、四維八德傳統道德，轉而關切從學生本身及其生活經驗的視角切入，以「人本」與「生活」面出發的編輯思維。
二、內容選材的變化：解嚴後教科書取材除了減少兩岸敵對教材、淡化威權意識形態及政治領袖言論外，更增添民主素養，符合時代及生活需求的素材，特別強調公民權利與責任。
三、撰寫方式的活化：教科書編寫不再像1970年代引用政治領袖或權威人士的觀點作論述；也不像1980年代為政令而宣導作闡述，反而從有助於學生解決實際生活問題及理解事實真象為出發，採提問、思辨方式書寫教材，來引發學生對公民課題的理解與省思。
四、編輯體例的突破：除改善教科書編排設計，確保印製品質外，對教科書的編輯體例做更大的突破，例如刪除自1962年課程以來公民課程強調行為實踐的「生活規範實踐活動」單元，以「思考與行動」取而代之。在課本正文之前，以「特文」方式引起學習動機、以「盒子」形式補充學科概念，使教材設計更有利於學習。這種「特文、正文、盒子、思考與行動」的編輯體例，相較於過去的「正文、作業、生活規範實踐活動」體例，更能吸引學生閱讀及提高學習興趣。
綜歸前述，解嚴後國中公民教科書的課程發展有三項趨勢是：(一)課程標準的「權威性」被解構了；(二) 教科書編審取向趨近「學生中心」；(三) 教科書編審不只注重「學科」專業，更重視「教育」專業。而從課程觀來看這段教科書發展史，亦有兩點省思：
一、公民教科書的知識論雖逐漸脫離「接受觀」，但距「建構論」尚有進步空間；
二、公民教科書課程觀已趨向兼顧「學科中心論」和「學生中心論」，但整體而言，仍以「社會適應論」為核心。
資料來源
朱美珍（2017）。從威權轉型民主：探究解嚴後國中公民與道德教科書發展與變革。教科書研究，10(1)，65-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