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DA看教科書研究
| 朱美珍
【文 / 教科書發展中心助理研究員 朱美珍】【圖 / 教科書發展中心助理研究員 王立心】
2011年9月17日本院與臺灣師範大學合辦之【教科書研究方析方法工作坊】，第一場次邀請中正大學教育研究所王雅玄老師，就批判論述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運用於教科書之研究，帶領與會人員進行研討與實作。首先，她以批判研究方法論作引言，要我們關注教育場域中文化脈絡的複雜性，因為它涉及了意識形態、語言表徵、權力運作與認同政治等教育議題；也提醒我們教科書文本就是一種文化載體，它到底承載著誰的知識？誰有權力決定或選擇哪些知識的過程中，所涉及的就是一種意識形態，因此，能運用CDA來剖析教科書內容所潛藏的意識形態，進而理解教科書所傳遞的文化深層意涵為何，不失為研究教科書的一種合宜方法。
只是CDA如何被運用於教科書研究之中，從諸多研究成果中，仍讓人感覺到十分模糊。首先，雅玄老師引導我們認識論述的形成與意識形態的關係，她認為論述可能是「給一個說法」，一種「充滿日常生活言說中的慣常思維或藉口謊言的政治修辭」，也可能是在特定權力關係支配之下透過語言操弄被產生出來的知識，因此，如何對教科書文本進行分析，又如何進行批判，從中形成論述，是需要一套合理的推論過程。雅玄老師於會中提供她過去相關研究經驗心得認為：CDA的研究派典很多，其中就維也納學派的研究法而言，剖析教科書須對教材內容進行摘要、闡述、結構化，再從文本的表面結構、語法、詞彙、基模結構修辭法，進而導出命名、指稱、立論、包容/排斥、強化/弱化等五個面向的論述。同時CDA運用於教科書研究，不僅要揭露教科書政治的複雜性和本文本身所潛藏的意識形態外，也希望從教材解構的過程中，重構教師教學意識，擴展學生批判和分析社會關係與論述的能力。而儘管CDA運用教科書研究仍有限制，但此研究法所獲得的結果，確實可以讓我們警醒到一些我們常習以為常或不以為意，卻深植在心的意識形態常模，有時候也會不經意讓我們成為國家霸權文化的再製者。
從雅玄老師精闢的引論、解說與實作中，筆者有兩點心得分享：第一，從教科書所導引出的五個面向的論述之間，似乎存著一種因果邏輯的關聯性，如果我們能運用CDA解構出來的教科書的命名論述、指稱論述、立論論述，進而區辨何者為包容/排斥論述，或何者具有強化/弱化論述，進而導引出一個整體性的概觀總論述，亦即從微觀角度來解構教材內容，再從宏觀的視角重構教材潛藏的意識形態的雛模，如此才能使讀者更清晰理解教科書內容實質意涵。第二，CDA運用到教科書研究，不僅可以讓教師瞭解教科書政治的複雜性，更要讓形塑、選擇教科書知識的編審團隊理解他們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處的位置，所以CDA對教科書的研究成果回饋到教科書的編審過程，不只要讓教科書編審者理解並體認教材本文為何擺脫不掉意識形態的枷鎖，而且當它無法擺脫意識形態的宰制時，他們又應該抱持何種態度與思維去迎接每一種意識形態進入教科書的可能性。
綜之，CDA雖然對解構教科書知識內涵深具破壞力，但破壞之餘，如何重構教科書編輯者、審查者、教師對教科書所揭露意識形態的思維，卻提供我們很多省思。此也驗證了周佩儀、藍順德的後設分析所得，教科書研究需要更多元的研究方法，從不同的面向進行分析研究，CDA的竄起，雖然開啟一扇門，但相信其它研究取向，如紮根理論、俗民誌或質量共識等研究法，或許可以提供對教科書研究有興趣者，進行另類的研究法嘗試來豐富這個領域的研究範疇，也希望從不同研究法所產生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不同的火花，同時也能產生一些共鳴，來增強、厚實教科書研究的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