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教科書共構──是夢想的綠洲？還是海市蜃樓？
| 詹美華
【文 / 教科書發展中心助理研究員 詹美華】【圖 / 教科書圖書館館藏跨國共構教科書】
和平教育不是一種「不受價值約束」（value free）的實踐，UNESCO（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建言「因為戰爭始自人心，所以必須由人心建構和平的防衛」，Muhammad Ayaz Naseem（2007，巴基斯坦人，目前在加拿大Concordia大學教育系服務）則指出，為了和平防衛的建構，首要之務，即是從人心去解構和消弭戰爭的形成，而David Perkins（2002，目前在美國哈佛大學教育研究所服務）則從safe harm的概念出發，說明人心因為恐懼受到傷害、企求安全，於是武裝自己，過度防衛自己，反而帶來對他人的傷害和悲劇，不斷上演。弔詭的是，全球和平的倡議，無疑是根源自這各種衝突所帶來的困境；沒有衝突，沒有和平的訴求？
如果說，戰爭，是一種動態的、彌天蓋地的、具體傷亡的衝突，那麼，透過教科書與教育媒介，所傳遞的歷史與戰爭記憶，即是一種靜態的、沒有具體事故傷亡、沉默的衝突（a silent conflict），並成為可能持續性影響人心（尤其成長中青少年）的緊箍咒。比起殘酷的軍事戰爭，教科書所進行「沉默的衝突」被證明具有深遠的影響力，因為那些根深蒂固的意象是抗拒改變的，也不容易在宣布和平而簽署的文件中被期待消失殆盡。而我們唯有對這樣的問題有所覺察體悟（awareness），並從各方面真誠努力地去消弭來自教科書的偏見、歧視和刻板印象，才能幫助人心克服這類沉默的衝突。
跨國教科書共構（尤其是歷史教科書或歷史讀本）即是打破這類沉默衝突，對和平教育的一種具體實踐。由中（中國）、日、韓等國共同研究與編撰，並於2005年出版的歷史讀本《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其背景源自日本政府於2001年審定通過扶桑社編寫的歷史教科書，反映出二戰後五十年來日本右翼和保守勢力的歷史意識，宣稱大東亞戰爭是為解放亞洲國家受西方殖民的戰爭。這樣的宣稱，罔顧侵略與戰爭的事實，帶給三國青少年相當差異的戰爭意象，雖然三國對戰爭的記憶並非虛構，然若不透過跨國之間的相互理解與諒解，聽見「他者/他國」的聲音，記取沉重的歷史經驗與教訓，而一再讓各執一方論述的戰爭文本，內化成為青少年對其國族記憶的情感創傷（trauma）（加害者的safe harm vs.受害者的safe from harm），這種不斷灌輸與傳遞的沉默衝突，一方面將是導致戰爭永無休止的根本禍因；另一方面將使藉由外力所達成的和平協定，僅僅只是活生生的壓迫與剝削經驗，所謂的和解共生，也僅是將沉默的衝突瑣碎斷裂化為暫時的、有限的、妥協的和平。
任何國家的歷史教科書，一方面為過去與現代之間提供一種記憶的連續感，傳遞公認的歷史敘事；一方面它也改變乃至重寫過去，以符合當代社會的需求。要將這種具有「最高歷史法庭」（supreme historical court）功能的教科書，置於國際脈絡空間，重新提供一種利害關係國之間「公認」（accepted）的記憶與敘事，特別是關於戰爭所帶來的情感創傷、責任歸屬等，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在《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一書中，關於南京大屠殺的人數、日本對韓國是強佔抑或合併等爭議歧見，只能「並列」處理；關於釣魚台、獨島、慰安婦等爭議事件，只能「部分擱置」處理。事實上，國際間除了東亞的中日韓之外，跨國教科書共構的還包括：歐洲的德國-法國、德國-波蘭，及中東的以色列-巴勒斯坦等國，無論共構結果的評價是褒或是貶、迴響是成功或是失敗，跨國教科書共構在這些地區，不管是官方支持或民間組織主動發起，有的目前仍持續進行著，為追求「夢想的綠洲」而繼續前進；有的則迫於政治情勢壓力，不獲雙方政府支持，甚至下令禁止使用，使跨國教科書共構最終成為「海市蜃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