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災難－從災難社會學的觀點來談
| 李宗義
【文／編譯發展中心專案研究人員（博士後研究員） 李宗義】
七月開始，全世界動盪，空難、公安、爆炸與水災頻傳，臺灣也不能倖免。一連串的打擊讓社會陷入極度焦慮與不安的恐懼之中。除了怨天尤人，我們應該以更積極正面的態度來理解災難發生的原因以及商討未來預防災難重現的可能。每一次的災難事件都是窺探制度運轉機制的黑盒子，就如同石化管線轟天一炸，爆出臺灣都市規劃以及經濟發展所衍生的荒謬性，埋下今天引爆的不安因子。
災難社會學強調透過災難剖析原本隱藏在社會底下較不為人所關注的社會運行軌跡，就是從災難所呈現短暫失序、極端情況、例外情境，看到社會秩序與制度脆弱的一面。本文初步介紹社會學家如何理解災難，我並不準備打算鑽研太多理論，使讀者陷在似懂非懂的概念之中，而是透過一個實際研究，1995年美國芝加哥的熱浪風暴，具體呈現社會學家如何把災難視為需要診斷病因的死者，對災難進行一場社會解剖（social autopsy）的儀式。
1995年仲夏，芝加哥從7月12日起接連發出高溫預警，報紙的標題寫著：「熱浪即將到來」。接下來是連續幾天的高溫，似乎超越原先的預期，芝加哥人民與政府倉皇失措。救護車專線近乎癱瘓，遽增的緊急求救，讓救援體系狼狽不已。救護車疲於奔命，民眾則是久候不到，一個個生命陷入危機。最後，醫院也因為急救人數爆增擠不進去醫院，救護者只得在各個醫院之間求救，而人死了則連太平間也沒有能力負擔大量湧進的屍體，讓死亡鑑定遲遲無法進行。
面對高溫，芝加哥這座風城縱然早有準備，還是被熱浪殺個措手不及，從數據與真實情境來看，我們可以說這座城市在熱浪的衝擊下徹底崩潰了。根據統計，一週期間芝加哥7月15日總共有365個人死亡，這是平常死亡人數的5倍。熱浪前後一週死亡人數比正常多出了739人。正因為大量的城市居民在同一個時間因為熱浪而驟死（非正常死亡），引發了社會學者的好奇心。美國社會學者Eric Klinenberg對此進行一場民族誌式的探索，希望可以深究死亡背後的社會因素。
Klinenberg首先提出一個簡單的問題：「為什麼那麼多人死於熱浪？」他著手調查死亡背後的社會因素，試圖推翻從異常的高溫所推導出的簡單答案。根據亡者基本資料、醫院紀錄，法醫的死亡鑑定書，歸納出死亡者的幾項特質，這些人基本上是老年、少數族群還有經濟上的弱勢，因此面對熱浪他們家裡沒有冷氣（買不起），即使有也因為負擔不起電費不敢開冷氣。這些弱勢族群顯示出社會脆弱性，社會中不同人承受災難的衝擊程度不同。同樣是高溫，台灣民眾可能會想開冷氣就好了，問題是有人就是開不起冷氣，因此他們就比其他人暴露在較高的風險之中。然而，除了弱勢之外，我們還可以從眾多的死亡者之中，解剖出什麼社會問題？
Klinenberg進一步發現大部分的死亡者都是孤獨死去（dying alone），當他們面對熱浪時，都是獨自一人在家，與外界隔離，甚至可能因為訊息不足，無從得知熱浪已經逼近。所以當你想中暑快打電話就好，但這些人根本連這麼簡單都做不到，他自己做不到，也沒人幫他做，就這樣暈倒在家中，沒人知曉，無人救援。獨自一人死亡透露出太多的社會與制度問題，社會福利體系不足、現代社會的疏離、社會網絡的凋零、獨居現象的成長，社會中沒有獨立存在的單一問題，每一個災難背後都有龐大的制度體系缺失，牽一髮動全身。一場災難同時揭露社會與國家層次的諸多脆弱處，這些脆弱性平時隱而未顯，唯有災難衝擊，才能讓我們看得更清楚，這就是災難社會學的基本立場，也是災難帶來的積極效應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要預防災難，不能只是築高堤防、強化房屋的耐震度，或者在家裡裝上空調，這些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治標之道，我們還是要從人出發，從更巨觀、集體的層次針對災難的社會情境進行解剖，找出制度的病灶，如此才有可能進行真正的災難治理，應用在教育政策與制度所引發的不滿事件上，或許亦可應用相同的學理來觀視。
【參考資料】
Klinenberg, Eric. 2002. Heat Wave: A Social Autopsy of Disaster in Chicago.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