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日本學生霸凌問題看臺灣學生惡作劇行為
| 陳妙娟
【文 / 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陳妙娟】
去（2011）年10月位於日本關西附近的滋賀縣大津市，發生中學2年級的男學生（國二生）自殺的案件。自殺的前6日，學校方面由其他學生得知此學生有「遭到霸凌」的報告，並知道同學間發生打架而有學生受傷。其班導師也經由其他學生得知「自殺的學生在廁所內是被同學集體欺負」，導師詢問受欺凌的當事者，其回答是「沒關係」。學校當時雖然也持續追蹤，並詢問雙方，最後以「學生打架事件」收場。換言之，當時學校並未將其視為是「霸凌問題」，通報的同學深感霸凌嚴重的傷害性，但當事者因畏懼往後會遭受到更大的傷害而不敢直言，導致孩子僅能選擇以自殺的手段來逃避。
學生自殺後，學校為了解事情的始末，先後對校內學生進行2次問卷調查的結果，隱約的知道其背後是非常嚴重的霸凌事件。但為隱瞞事實僅學校少數人知道調查內容，甚至要求受害者家長必須簽署保密契約方可觀看調查報告。由於家長的不捨及不甘心而此事件於今（2012）年7月爆發，立即引起日本教育界的震撼。甚至在爆發後的第2天7月11日滋賀縣警察便前往大津市教育委員會（教育局）及學校進行強制搜查。一般日本警察基於尊重教育自由，是不能隨便進入學校。而縣教育委員會也立即於11日設置2個緊急對策委員會，可見輿論壓力之大。在7月僅召開2次會議，且第1次僅30分便告結束，討論的主題是「著眼於確保孩子生命、確認霸凌防制對策」。此立即引發各界的不滿，認為不要按本宣科，應確實檢討至今政策的缺失及因應不足之處。而大津市議會也開始著手制定「霸凌防制條例（暫稱）」，以避免霸凌問題再度發生。但因議程的安排最快也要到12月方可能成案。此外大津市基於問題的嚴重性，尋求日本文部科學省派員支援，立即獲得文部大臣的回應，但卻需等到次週才能前往支援。事件的爆發對一切按部就班的日本教育界而言已是雞飛狗跳，雖然地方與中央皆了解問題的嚴重性，所以勇於面對的決心是勿庸置疑，而要如何著手進行防制霸凌在校園發生卻是苦無對策。此外要求支援的申請-市教育委員會，竟然是經由新聞報導才知有此事，此也顯現教育界上下聯絡的問題點。
綜觀此事件的影響，再回顧臺灣因同學間的惡作劇造成「推開椅子，學生摔倒半癱（TVBS2009）」，近日「要命高一生推同學下樓（蘋果日報2012.7.13）」將同學從柵欄推下，所幸校園安全措施得當而避免傷亡發生。此外，台灣的大學生「團康」，在殯儀館旁公園扮鬼練膽嚇到人，校方回應正值暑假期間，學生辦活動，除非主動回報，否則校方難以知情或掌控（自由時報2012.07.12）等。但類似的行為若再持續發生，何嘗不讓人擔憂是否也是另一種霸凌意識的深化。日本的事件不僅只是因求救無門而喪失生命的學生的個人問題而已，同樣臺灣學生的惡作劇也不是其個人的行為偏差而已；此皆是值得重視的教育問題，我們應以更積極的態度面對，給予孩子正確的價值判斷力，並具備自律力及自制力。因此唯有以更大的同理心、愛心及關懷，於保持暢通的資訊下，了解孩子成長的瓶頸及問題所在是不容忽視的教育課題。
資料來源整理自：每日新聞、朝日新聞、京都新聞、產經新聞（2011/12/29、2012/07/08、07/11、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