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教育—歷史記憶第六次讀書會側記
| 廖苑君
【文、圖／「教科書文本與和平教育之論述與實踐」研究計畫專任助理 廖苑君】
本次讀書會於今（102）年8月12日下午在本院臺北院區舉行。由國立嘉義大學林郡雯教授導讀社會學家Karl Mannheim的〈The Sociological Problem of Generations〉與David Gross的《Lost time: On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in late modern culture》，本院彭致翎助理研究員代黃欣柔研究員導讀Pierre Nora的〈Reasons for the Current Upsurge in Memory〉。本文就三篇文章重點整理如下。
Karl Mannheim為知識社會學的創始者，其提出的「世代」（generation）概念對後世影響甚深，對世代的分析亦使社會學論述趨向完整。他認為以年齡一致、相近的生物學分析單位固然有其意義，但更重視以「世代」作為社會及文化的有效分析單位。同代人在青年時期（15至25歲）經歷或參與關鍵的歷史事件，所有的共同記憶構成「世代」，也就是形成「世代意識」（generational consciousness）。不同世代對歷史事件的記憶不盡相同；世代之間存在著集體的記憶與遺忘；新世代為推動社會進步的動力。世代的概念有助於暸解社會運動與知識分子運動的結構，以及當前時代的快速社會變遷。
David Gross是美國歷史學家，所著《Lost time》一書探討記憶與遺忘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上篇討論記得與遺忘的個人層次，下篇是集體層次。記憶是延續社會及個人存續與否的要素，有記憶者會記得如何執行特定任務、應彰顯何種價值觀，及產生什麼樣的個人或集體認同。記憶將人與切身之事物連結，帶來整全與智慧；遺忘則導致空盪、無知，甚至死亡。然而，隨著現代性的出現，記憶的重要性愈受質疑，而遺忘的負面影響則重新受到評估。就某些方面而言，遺忘讓我們從過去中解放出來，開啟一扇門通往嶄新的觀點、機會與開端。Gross在結論中提出，「記得」對於現代社會的個體有其重要性。
Pierre Nora為法國歷史學家，學界近來興起「記憶」的風潮，Nora功不可沒。相較於「記憶的真實環境」（milieux de memoire, real environment of memory），Nora提出「記憶所繫之處」（lieux de memoire, sites of memory）來解釋現代性開始至當今後現代的數百年間，記憶文化劃時代的轉變。我們的生活一度被記憶所圍繞，但記憶終成為獨樹一格的議題，此外，Nora主張「我們大量談論記憶是因為留下的記憶太少」。本文論述掀起1970年代中期法國記憶熱潮的三項主因：（一）1974年石油價格飆漲引起的經濟危機，終結三十年來高度的成長、工業化、都市化，法國認知到進步帶來傷害及二戰前穩定的農業社會已不復存。（二）後戴高樂時期，季斯卡（Valéry Giscard d’Estaing）於1974年就任總統，打著革新的旗幟，與當時欲恢復失落過去的熱潮相悖，他卻出乎眾人意料地在1980年宣布投入推動國家遺產的懷舊行列。（三）馬克思主義崩潰、蘇聯瓦解、共產黨快速失勢及在法國知識學界黯然失色。Nora以法國為例，探討這三項帶來記憶熱潮的原因。
【參考文獻】
Gross, D. (2000). Lost time: On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in late modern culture. Retrieved September 12, 2013 from http://books.google.com.tw/books?id=GLNOQ34tvT0C&lpg=PP1&hl=zh-TW&pg=PR10#v=onepage&q&f=false
Olick, J. K., Vinitzky-Seroussi, V., & Levy D. (Eds.). (2011). The Collective Memory Read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楊淑媛（2003）。歷史與記憶之間：從大關山事件談起。臺大文史哲學報，59，31-64。
本計畫活動訊息：
11月1至2日將舉辦「重構歷史教材：挑戰與契機」工作坊，詳情將公布於網頁 http://tpestudygroup.naer.edu.tw/，敬請上網查詢最新訊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