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教育專題演講側記—學院史學、公眾歷史與集體記憶
| 詹美華
【文／教科書發展中心助理研究員 詹美華】
【圖／教科書發展中心 李涵鈺】
承第88期和平教育專題演講報導，本期將摘記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主任張隆志副教授主講「學院史學、公眾歷史與集體記憶：從三個臺灣史個案研究談起」，討論學院中臺灣史專業的研究成果，是否對學校的歷史教育、社會公眾歷史的傳播和接受等帶來幫助和影響。文末，也摘記當日會場上一些精彩的提問、交流與分享。
張教授以三個個人的研究案例作為演講的貫串：〈1874年牡丹社事件與臺灣《番地》主權論爭〉一種外交史的探究、〈《臺灣統治志》(1905)與日本殖民論述〉一種文化史的文本論述，及〈鄭成功文化節與臺南地方集體記憶〉一種節慶的考察與記憶的書寫。透過研究實例的引述和大量圖像的介紹，張教授提出以下問題和論點：
第一、有關研究方面。自1980年代解嚴以來的25至30年間，學院中的臺灣史研究成果，是不是具有其特色、貢獻或限制，更重要的是，臺灣史研究與公共史學或歷史教育之間的連結為何？就這個問題而言，張教授認為未來歷史的研究、討論與書寫，若欲跳脫傳統歷史研究的藩籬，勢必需要將「歷史、認同與記憶」三者做連結與討論來進行臺灣史學的研究。
第二、有關公共論述與公共場域方面。學院史學應如何公共化？如何扮演適切的公共化角色，增進公共意識的提升？就此而言，張教授認為，臺灣史在學院史學的新研究成果，不論是透過歷史教育、教科書書寫，或歷史課綱的討論，都希望能帶給大眾形成一種公共意識、乃至成為公共議題，以促進民主的深化和社會公共意識的提升。就某種層面而言，臺灣史歷史意識的公共化或許可以為現行政治認同、統獨紛爭等帶來正面討論的意義。
第三、當代歷史知識，除生產之外，傳播和接受更為重要，而這三者（生產、傳播、接受）的關係是如何形成？如何被認識？張教授指出臺灣史的發展已經學院化、建制化，我們從幾個外部指標可以考察到，例如；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的建制，從1986年(民75年)在張光直院士推動下開始籌畫「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1993年(民82年)成立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到2004年(民93年)7月1日正式成立，成為國內研究臺灣史的重要機構。至今近三十年來的臺灣史研究，隨著新史料的發現、數位化，口述史、圖像、影音的運用，都擴大了史料的來源，更重要是對史料的重新定義。其次，臺灣史研究機構的建制化與研究人才的培育，都有明顯的增長。再次，新研究課題的開發，例如庶民史、原住民史、當代臺灣的開發等研究課題的提出。最後，臺灣史已成為跨國研究場域，在日本、歐美等地，都有臺灣史研究的學會或組織，對於臺灣史知識的生產、傳播和接受，都將帶來一定的影響力。
在張教授精闢演講後帶動許多現職高中教師和與會者的提問，例如，相較於國民黨的統治，有論者認為日本對臺灣的殖民統治有其合理性與用心，但教科書不一定採取這樣的觀點，而若採取這樣觀點，該如何在教材中呈現？學院史學與公共歷史之間是如何區分，而歷史教育在這當中的位置為何？臺灣的歷史教科書幾乎是政治史為主，既不popular也不public，反觀英國歷史教科書書寫的豐富度，令人不禁質疑臺灣歷史教科書是誰的集體記憶？身為一位歷史教師，在遇到越是切身時代的歷史事件時(例如日前的太陽花學運，學生抗議服貿黑箱事件)，我們的專業性似乎越是不見了也不受重視？而一直以來，臺灣史原置於中國史之下被討論，如今臺灣史單獨成冊在高一上授課，雖內容繁多但卻呈現固定框架，不知學院史學有否新的、足夠的臺灣史史料，可以反過來從臺灣史的角度出發，來看近代中國史與世界史，使臺灣史教科書的書寫有不同觀點的呈現？學院史學的豐富度相較於歷史教科書內容的「乾澀」，是否是因為史料和檔案(含圖檔)的取得，受制於資本商業主義和學術權威的隔絕，使得近用資料成為困難？
面對林林總總的提問，張教授從四個面向回應。一、學院史學是一有門檻、講求專業技藝、知識的領域，其研究沒有以當代議題及一般讀者為對象；而公共歷史大抵以應用史學、歷史通俗化、趣味化，及人人都是書寫的主體為出發，由民眾來書寫來發聲。二、教科書往往是不同意識型態鬥爭的場域，但又擔負教育和傳播的功用。就殖民史觀而言，臺日韓三者地理距離近、共享漢字圈、日本屬後進的殖民帝國，故日本的殖民主義不同於歐美帝國與其殖民地之間的關係。至於國民黨與日本對臺灣的統治，這是一種縱向的殖民觀，需要更多的學界討論。要言之，「殖民」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課題，教科書要如何寫、教學要如何教，都有待學界關注。三、歷史素材本身(不論政治性、非政治性)並不是決定公共歷史的必要條件，而是傳播中如何呈現、敘述、說故事才是重點，換句話說，歷史公共化過程中，題材不是問題，而是實踐的方式和媒介的問題。四、我們不能以昨日的知識、教導今日的現象、為未來的問題做準備，所以一位歷史老師的角色，應該從權威、指導者，轉為陪伴、對話者。而如何從學院史學成為公共歷史的書寫者，不在於知識的深度與品質，而是「要問的問題不一樣」；一位公共歷史知識者應該關注到：對話如何可能、溝通有否必要。當今的臺灣史學界不應該只被視為在爭取發言權、傳播被壓抑的訊息、傳遞強烈的使命感而已，而應該著重在歷史知識的公共化、民主化，及如何有效地傳播給讀者，進行理性的溝通與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