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教育研究院電子報

疫情期間公私協力「線上教學便利包」的實踐：以一位教師經驗為例

語文教育及編譯研究中心 | 李森永 助理研究員

　　何謂「公私協力」（public-private collaboration）？簡單說，就是結合公、私部門各自優勢，達成資源分享與風險分擔，創造一加一大於二的合作效益，最常見的做法是政府部門與私人企業、或與非營利組織之間的資源交換網絡，像是在教育領域一些非營利民間組織與公部門合作，具體例子包括學習落後的課後輔導、教科書封面美感設計等。

　　除了上述從公私不同部門外，近期臺灣教育領域中有關「公私協力」模式，還可以延伸從「議題動力來源」的討論，這種合作方式的經費或組織性質依循於公部門，但其實際推動者或動力卻來自「自發性」的教師專業團體。例如在課綱政策的引導下，以課程內容與教學為主軸，教師團體會用不同形式的入校陪伴、備課與共學等，成為課綱實踐過程中亮點之一。因此，「自發性」的教師專業團體，即不同以往「由上而下」推動方式，而是「由下而上」的另一種「公私協力」合作模式。

　　本文以今年3月教育部為預防「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在校園擴散，結合公私資源，包括數位學習資源、平臺與工具，協助各級中小學學校線上教學準備，而設計出「線上教學便利包」，為學生「停課不停學」的線上自主學習預作準備（公私協力線上教學便利包）。由此合作模式說明，教育政策可透過公私協力來實踐，其優點除可結合民間資源，還具有因地制宜，接地氣的功能。

自發性民間組織先行的努力與累積

　　以新北市三峽區龍埔國小施信源老師為例，之所以可在「線上教學便利包」演示「一對多雙向視訊教學」，作為老師實施線上補課的示範，其實是多年經驗累積與準備成果。

　　施老師在2001年即當上主任，原本可以順利朝向校長之路邁進，但在2015年向任教學校申請回到基層擔任導師。他曾成立「教師資訊研習」課，卻面臨無人參與的窘境；而後2016年成立龍埔科技共備社群，可以讓校內外教師一起討論，透過軟硬體各種教學平臺，不斷交流備課、提供點子，從一個人的孤軍奮鬥變成一群人的團體戰。他的學校同事曾將施老師這段過程比喻成地下道工程，一開始是看不到效果的，但也因為他足足準備五年，很像是地下道長期埋設管線發揮功能，努力有了成效，才能在政策需要時，帶領六年級學生示範四個科目的線上教學。

　　此外，教育行政人員的參與也是運作順暢的關鍵之一，例如龍埔國小校長黃清海對施信源老師等人的信任與支持，幫忙負責找錢、找講師、買東西，支援前線這些老師等。

公部門進行整體性的政策引導及資源整合

　　除了前述自發性民間組織先行的努力與累積之外，公部門也在疫情期間發揮整體規劃功能，也是另一個關鍵。從籌備「線上教學便利包」過程中，公部門政策制度創新，進行整體引導及資源整合。具體行動包括結合各方資源，包括數位學習資源、平臺與工具之外，另在組織部分，包括教育部、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與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共同推動及執行相關措施，進行人、事、物各項的整合，建立中央、地方及學校不同層級聯繫窗口與通報流程，用來統籌線上課程實施事務推動及人力與資源調配。

　　更重要是公私協力中，公部門扮演整體性的公益性的維護，例如在統籌「線上教學便利包」硬體設備的過程，也兼顧弱勢學生家庭數位落差的教育公平目標等。

結合教育現場的活力與經驗，增強政策實踐能量

　　前述疫情期間公私協力推動「線上教學便利包」的實踐經驗，展現政策思維與流程的制度創新。政策規劃雖然把握大方向，但現場實踐卻往往有諸多變數，尤其是面臨外在環境重大變化，甚至超出決策者所能規劃與掌握，產生諸多政策實踐上的挑戰。若能善用公私協力的雙向互動，例如運用教育現場的既有活力與經驗，能增強政策實踐能量，並讓政策推動更加順暢。

　　就如「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教育和技能主席、PISA負責人安德列（Andreas Schleicher）認為：「這次疫情造成前所未有的挑戰，……教育系統來不及回應。此時最重要的是透過校長與老師的專業與知識，設計出好的政策與實踐方法。從以前的由上而下，變成利用教育現場的活力與經驗。」以上這段話，正點出教育領域公私協力模式的核心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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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檔案

1.  疫情期間公私協力「線上教學便利包」的實踐：以一位教師經驗為例.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