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書編審人員在教科書發展上的角色與定位
| 李素君
【文／教科書發展中心助理研究員 李素君】【圖／教科書發展中心 邱崇偉】
本院教科書發展中心本（102）年啟動的「臺灣國民中小學教科書發展之口述歷史研究(1952至2001年)：知識論與課程觀的演變」專題研究，為期對歷年來國立編譯館（本院前身）研究人員參與教科書編審工作的角色有更深入的瞭解，研究團隊於本（102）年9月24日邀請曾參與統編本教科書編審工作之退休及在職同仁進行訪談，並分享教科書編審的心得。本文謹就訪談過程相關議題探討的發現，擇要整理並略述如下。
教科書編審人員的角色
統編本時期，國立編譯館編審人員均擔任教科書編審委員會委員，除須負責研究各該科課程標準、協助解決編審問題、校正書稿等工作外，針對教科書內容妥適與否，尤須在編輯委員者與審查委員間扮演中介角色，居間協調相關編務。教科書出版後，對於學校教學及各界反映之問題與教材疑義，也需要進行整理、分析，以作為教科書再版修訂時之參據（國立編譯館，1993）。因此，教科書編審同仁角色與權責的拿捏，端視其與編者、主任委員間三方的關係，及其在該學科之專業程度而定。
教科書實驗與發展
談到教科書編輯，便不得不提及舟山模式與板橋模式。所謂舟山模式乃指國立編譯館編輯教科書的一套過程，此模式係邀集學科專家、教育心理學者、教育行政人員等組成編審委員會，依據課程標準，進行教科書的編寫、出版，因國立編譯館位處台北市舟山路上，故有「舟山模式」之稱；板橋模式則為教育部於民國61年指定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辦理小學課程研究計畫，歷經教材翻譯、研擬教材大綱、設定教學單元、編寫教材、試教修訂等歷程，最後再送國立編譯館審查修訂後出版（王浩博，1991；吳志惠，2012），因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位處當時的台北縣板橋市，故有「板橋模式」之稱。簡而言之，「板橋模式」的實驗教材是先規劃好教學流程（即規劃好教師手冊內容），再依教學活動轉化成學生使用的課本；相較於板橋教師研習會的時間充裕，國立編譯館卻必須在短暫的一年內組成編審委員會後，如期編輯出版教科書、習作與教師手冊。由於「舟山模式」缺少教科書最重要的實驗過程，以致於常常在教材出版後，迭遭批評。
民國78年，國民中小學教科書進行適切合理化修訂工作，國立編譯館除延用板橋教師研習會實驗發展的自然與數學二科外，在當時館長曾濟群博士堅持下，更擴及社會、生活與倫理等科；而國小國語科則未採用實驗教材，由國立編譯館延聘林海音、林良、吳宏一等知名文學家親自執筆。
教科書全面開放後的定位
解嚴後，教科書制度開始鬆綁，國民中小學藝能科目陸續開放為審定本。之後，因應外界教改的呼聲，並配合民國82年新修訂之課程標準之實施，國民小學於民國85年全面逐年開放審定；國中配合九年一貫課程之實施，延至民國91年才全面開放審定；高中則於民國88年全面開放審定（藍順德，2010）。
教科書雖已於85學年度起全面逐年開放為審定本，但基於品質無虞、供應無缺、價格平準的考量，國立編譯館仍繼續編輯國語、數學、社會、自然、道德與健康五科教科書，與民間版本一併送審發行（陳清溪，2005）。由於中小學教科書的審查向為國立編譯館的業務，於此統編、審定併行時期，為達編審分立原則與制衡作用，教育部乃將國小教科書審查委由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辦理；國立編譯館主編之教科書亦須送經教育部審定後始得發行，一稱「部編審定本」。89年3月，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公布，國立編譯館又恢復為教科書審定專責機關，也退出中小學教科書編輯市場。
從政府遷臺至今，教科書制度之演變歷程，歷經國定與審定併行，最後終又回歸到審定制。多元、開放是正確的理念，世界各國教科書編審制度，也大多趨向選用或審定制。過去國立編譯館時期的教科書編審人員，人員對於教科書編審過程與進度的管控、書稿品質的掌握以及外界質疑問題之答覆處理上，均有相當豐富的經驗，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如今國立編譯館已整合為國家教育研究院，其編審人員仍在職者，均已轉換角色，從教科書編審，朝向教科書審定專業人員的方向深耕、精進。過去積累的教科書研究能量，將成為國家教育研究院教科書研究發展的動力；此也是與會退休編審同仁對中心同仁的期許與勉勵。
【參考資料】
王浩博（1991）。我國國民小學社會科學課程發展與實驗。教育資料集刊，16，273-285。
吳志惠（2012）。「板橋模式」內涵之探討—以1970年代臺灣國民小學自然科學實驗課程為中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陳清溪（2005）。升學考試科目不宜實施一綱多本教科書。研習資訊，22（3），7-17。
國立編譯館（1993）。國立編譯館法規彙編。臺北：編者。
藍順德（2010）。教科書意識型態歷史回顧與實徵分析。臺北：華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