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教育研究院電子報

原住民族教育的最後一塊拼圖

設立原住民族大學的挑戰

原住民族教育研究中心 | 黃家凱 助理研究員

為什麼原住民族需要自己的大學？從高等教育參與到制度改革

　　當一個民族在高等教育體系中失去話語權，它的文化、語言與知識體系便可能在世代更替中被稀釋甚至消失。原住民族教育權不只是保障入學機會，更是文化傳承、知識自主與族群永續發展的核心。在臺灣，雖然政府透過加分、外加名額、專班與獎助學金等措施提升了原住民族的入學率，但在續學率、就讀層級、學科分佈與學業成就等方面，仍存在顯著落差。例如，原住民族學生就讀碩博士班比例顯著低於全國平均，且中輟率與退學率偏高，反映出台灣高等教育體系雖提供了「進入的門票」，卻未能建構足夠的支持系統，協助學生順利完成學業並轉化為專業能力。

　　更關鍵的是，現行制度大多依附於既有的主流大學體制，原住民族在課程設計、校務治理與研究方向上缺乏實質決策權。即便在原住民族議題相關的科系或課程中，原住民族知識體系（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s）的地位往往被邊緣化，難以成為知識生產的核心。這不僅影響教育的公平性，也削弱了高等教育作為文化復振與自我認同場域的功能。在此背景下，建立以原住民族為主體的大學，便不只是教育政策的一部分，而是一場關乎制度結構改革與文化存續的公共議題。

回顧與省思：我國設立國立原住民族大學的歷程與啟示

　　2019年，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託國立東華大學進行「國立原住民族大學設立中長程計畫」，為我國設立國立原住民族大學開啟契機，並試圖完成我國原住民族教育體系最後一塊拼圖。該計畫旨在回應教育權與文化復振的迫切需求，培育族語師資、推動傳統知識與現代學術融合，並落實轉型正義與族群自決。依據構想，該校不僅服務原住民族，更是促進原漢交流與多元文化共榮的平台，設置三個學院、六大領域，涵蓋語言文化、教育、社會發展、環境資源管理等專業，採原漢融合招生，學生規模約三千人，並在校園規劃上融入族群文化意象，成為文化體驗與身份認同的核心場域。

　　最具突破性的構想，是以實驗教育型態作為制度切入點，賦予高度彈性與自主性，讓原住民族在課程與校務治理中真正擁有主體地位。這樣的設計，意味著學校不再只是由外部制度框架主導，而能依據族群需求自主規劃學術與行政。然而，這份看似周延的藍圖，在少子化、財政緊縮與高教整併壓力下，迄今仍未落實。這顯示原住民族大學的設立並非單一行政命令即可達成，而需要長期政治承諾、穩定財政支持與社會共識作為後盾。倘若未能行動，原住民族大學將一次又一次地被擱置，淪為歷史檔案櫃中的文件，錯失推動文化永續與教育自主的關鍵契機。

國外原住民族大學的經驗與啟示

　　國際經驗顯示，成功的原住民族大學多兼具治理自主、文化內涵、師資培育與跨域合作四大核心。澳洲的Batchelor Institute of Indigenous Tertiary Education (BIITE)、紐西蘭的Te Wananga o Aotearoa (TWoA)、加拿大的First Nations University of Canada (FNUniv)、美國的Tohono O’odham Community College (TOCC)，都在財務與學術上取得不同程度的獨立性，確保能依原住民族的價值與需求自訂課程與政策。在課程設計上，這些大學不僅涵蓋語言、文化、健康、社會工作等原住民族專業，也提供一般性學科，並在研究所層級引入原住民族知識體系，培養能將本體論、認識論與實踐結合的研究人才。師資比例上，TWoA與FNUniv均有過半教師來自原住民族，並在治理架構中納入耆老或部落代表，確保文化觀點影響決策。此外，美國與紐西蘭的經驗顯示，跨校與跨國合作有助突破地理限制，擴大原住民族學生受教機會，並提升原住民族高等教育的能見度與影響力。對臺灣而言，借鏡這些模式的核心在於，原住民族大學不應僅是校舍與課程的建立，而應是一套制度化的保障機制，確保法律、財政與文化層面皆能落實族群主體性，並與原住民族部落需求及國際原住民族教育運動緊密連結。唯有如此，原住民族大學才能成為推動文化永續、知識創新與社會平等的關鍵引擎，而非流於象徵性的存在。

在矛盾與期待之間：我國設立原住民族大學的結構性挑戰與制度化解方

　　設立原住民族大學，表面上是教育資源再分配的議題，實質上卻牽涉族群多樣性、文化詮釋權、教育公平與政治治理等深層結構問題。首先，臺灣原住民族多達16族，語言與文化差異巨大，若採單一校區集中模式，容易出現資源向大族傾斜、小族邊緣化的現象，甚至引發「族群內殖民」爭議。其次，具備族語能力與文化素養的高階師資稀缺，原住民族知識體系尚未完整建構，缺乏系統化教材與研究基礎，難以支撐長期學術發展。加上少子化、原民家庭升學動機不足，以及社會上對「原民專屬大學」的刻板印象，都可能使招生困難並加深標籤化。就業市場的結構性問題亦不可忽視，文化類職位薪資偏低且不穩定，若無足夠產業承接畢業生，將限制專業發展空間。此外，社會對原住民族文化認知不足，政治層面又存在原民內部立場分歧與主管機關職權重疊，讓原民大學的推動環境更加複雜。

　　要讓原住民族大學真正實踐，需要制度化的配套機制，而非僅停留在校舍與課程設計層面。例如校舍可採「一主校＋多分校」或跨族群分院模式，確保文化多樣性並降低交通限制；招生應開放予非原民生與國際學生，促進多元交流並減輕標籤化風險；課程需在文化傳承與專業訓練間取得平衡，並與產業建立合作專班，確保畢業生具備明確的職涯出路；同時應成立「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中心」，統籌教材研發與師資培育，並引入耆老與傳統技藝師資，確保文化課程的深度與正確性；學生支持系統也必須同步建構，包括經濟補助、學業輔導與心理支持，降低中輟與退學率。更重要的是，在原民大學設立前後，必須推動全民原教與社會宣導，重塑社會對原住民族高等教育的理解與期待，才能將其從可能的爭議點，轉化為促進文化永續與社會共榮的核心動力。同時，原民大學的設立並非阻礙原民學生向一般大學校院流動，故相關升學保障措施應更聚焦在如何透過政策引導，有效培育各領域及原民社群所需之多元人才。

結語

　　原住民族大學的設立，承載的不僅是教育機構的誕生，更是族群自決、文化永續與教育公平的實踐。在高等教育參與與制度改革的脈絡中，它回應了《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與國內法令對原住民族教育權的保障需求。然而，回顧2019年啟動的「國立原住民族大學設立中長程計畫」，雖具完整藍圖，卻因少子化、高教資源緊縮與社會共識不足而停滯，凸顯制度化保障與長期政治承諾的重要性。國外案例顯示，成功的原民大學在治理自主、文化內涵、師資培育與跨域合作上具備穩固基礎，並與社區及產業形成互惠循環。對臺灣而言，推動原民大學需跨越族群差異、師資不足、招生與職涯挑戰，並建構多校區或分院制、開放招生、產學合作、知識體系中心及學生支持系統等配套。唯有如此，原住民族大學才能避免流於象徵性存在，轉而成為文化復振、知識創新與社會共榮的關鍵引擎，完成原住民族教育體系最後一塊拼圖。

 

資料來源

黃家凱（2025）。支持原住民族學生獲得成功：設立國立原住民族大學之可行性及方案研析。國家教育研究院研究計畫成果報告（NAER-2024-012-E-2-1-）。新北市：國家教育研究院。

附加檔案

1. 原住民族教育的最後一塊拼圖—設立原住民族大學的挑戰.pdf （另開新視窗）